童年时代拜年的烦恼事

小时侯，其实很希望过年。大约还有个把月，就挂念着过年了。生产队会计与我家同住一院子，他家有一台历，我一页一页去翻过，查看春节何时到来。

物资极其匮乏的时代，过年总有点好吃的，肉、鱼、豆腐之类自家至少在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能吃上，正月初二就不一定了，但从正月初二可以走亲戚家拜年，当然也有好吃的，一般能持续到初五。另外，正常情况下，可以穿新布鞋新袜子，衣服有可能是全新的一套，但也有可能只是新衣服而没有新裤子。

过年时，生产队要宰杀两头猪，全队一百多号人，按大人们所得工分的多少，适当考虑家庭人口数，来分配猪肉，我家多的时候能分到8、9斤，少的可能6、7斤。生产队还养了两三口渔塘，干塘后能分到大小不等的一至两条鱼。如能分得8、9斤猪肉，年可将就过；没有这个数，父亲就得犯愁，设法再添点肉，否则不够招待客人用。父亲晚年常与我讲，有一年春节前生产队宰了一头老牛，分牛肉时，队里决定：不论收钱户还是欠钱户，都可分配。有一收钱户不同意这方案，到现钱摔了秤砣。父亲很生气：欠钱户就不过年了？吵起来了。后来，我家等欠钱户还是分到了一些。

大年三十、正月初一，我都是高高兴兴过年。初一是不出远门的，挨家挨户去村上拜年，讨得一些瓜子、花子，除路上消费的以外，所得回家要上缴父母，用来招待客人。初二开始出门拜年了，我从小与姑妈家走得近，所以，拜年时选择去她家，开开心心的。初三就开始犯难了，要去母亲娘家拜年。

外公外婆我从没见过。母亲有兄弟姊妹三人，堂舅有四人。母亲的哥哥，入赘到不远的村上，他与我母亲的关系要好很多，我也很喜欢他。母亲在世时，我是很不情愿随她回娘家的－－记忆中父亲从不去－－她时常央求着我去。因为家境贫穷，感觉娘舅那边瞧不起我们（其实他们也好不到哪去）。母亲也有这感觉，但不回娘家说不过去，内心是有苦恼的。母亲生前，正月初三偶尔我会与她上小舅家，但多数情况下会去大舅家－－大舅家有三男孩，一人与我同岁，从小就处得来－－初四才上小舅家。

无论是初三还是初四，去母亲老家拜年，都要被人数落：怠慢娘家人了。有一堂舅，在国民党部队干过，据说还参加过淮海战役，后来好像作为解放兵入了伍。他是最不满我们拜年去得晚的，记忆中母亲都有点怕他。后来母亲也少上娘家了，每年由我带着弟弟去拜年，都得听他一顿训。他们越是这样，就越害怕每年去拜年，但年年还得去。

那时家境不好，穿着也难看，拜年更是拿不出像样的礼物－－一斤贴有红纸的猪肉和一包贴有红纸的蔗糖在亲戚家相互交换流动－－人是有些自卑的，不大愿叫人，一入人家门，多半沉默不语，吃完中饭，我就想尽快回家。院子里一外姓婆婆总是说：裤包子外甥来拜年了。这也是我不愿上小舅家拜年的原因。

大学毕业后，母亲也故去了，拜年还是这样：初二姑妈家，初三大舅家，初四小舅家。小舅那边的娘亲虽然还责备我应早点过去，但语气要温和很多了。这么多年，他们也习惯了。我到重庆后，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，虽然不一定每年回家过年，母亲的亲兄弟家都会捎点钱物，托我兄弟转交，算是拜年了。如今这历史也要翻篇了，老人们都不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