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熟悉的“三个右派”

所谓“右派”，也可能正如毛泽东所说：凡是有人群的地方，总会有左、中、右三种人。右派也许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产物。

1957年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，右派分子应运而生。这场史无前列的反右运动席卷全国，教育界成了重点区域。我熟悉的3个右派都是教育界的3个老师。其中两个姓张，同属邓家铺镇人，另一个姓曾，洞口县杨林乡人。

他们是怎样成为“右派”呢？先说其中一个姓张的吧。他是我的亲表姐夫，家庭出身好，土改根子，本人有点文化，土改时任村干部，然后走上教育岗位。可以说是：“根子正、苗子红”，本应不属于右派分子的范畴。但在武冈城里召开的“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”的反右运动中，步错了风云，看偏了眼。看见别人写了许多大字报，眼红了，一时心血来潮，满腔热血翻滚，他的心再也镇不住了，怕什么，放就放吧，写就写吧，来一个一鸣惊人吧！一激动，他一夜就写了32张大字报，并画有“3个脑袋”、“六只手”，连夜赶紧把这些大字报张贴好。从能贴的地方一直贴到了厕所的门口上。不辞辛劳、彻夜未眠、通宵达旦。不知从何处来的这股劲儿。天一亮所见人都为之惊撼，立刻震撼了整个武冈城，轰动了武冈教育界。但始料不到的是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却宣布他是：“自我暴露、自我跳出来的右派。”原本想当运动的先进分子，竞一舜间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稳稳端端地戴在他的头上，真的“一夜成名”，成了武冈的第一大新闻。

第二个“右派”也姓张，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，平素里沉默寡言，但脾气有点古懊，待人冷漠，没有多少情素，个性强，人们称他铁板道人，当时任米山乡某小学教导主任。在本次运动中，谨言慎行，也没乱发言，也未讲过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坏话，到头来也被划上“右派分子”。后来人们都在猜测和分析：他与所在学校的校长、老师关系不好，工作方法刻板，人缘关系差，所以被划上了“右派分子”。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：“既定的”、“内定的”右派分子，是不可逃越、不可漏网的右派分子，他的“右派”名字早就在册了。

最后一个右派姓曾，原邓家铺人民公社龙伏寺完小的教导主任，为人老实、工作扎实，学生和家长口碑甚好。本校有一个姓戴的老师、共产党员，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。这个戴老师家族中的姑奶奶正好嫁在洞口杨林这个曾主任的家族里，还是曾主任的亲大祖母。曾主任和戴老师又是本校的同事，又有这么一层亲戚关系，应该什么事情都好办。可右派的事儿却发生在一桩丧事上：姓戴的姑奶奶（曾主任的大祖母）去世后，正好是曾主任主持丧事，由于人多事忙，曾主任忘记给这个来奔丧的戴老师安排住宿，以致这个戴老师在柴旯旮里躺了一晚，戴满腹牢骚，从此埋下了怨恨，平日里只是未说出口而已，对于才学浅疏、意识不轨的人来说，他认为“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”，报仇的时机已到，伙同他人在这次运动中就给曾主任扣上了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。这就是被人报复而划上的“右派分子”。3个右派，3种情境，各有特色，可谓有言难尽。

这3个老师被划为右派后，在政治上都受到了歧视，每次运动都成了打击的对象，也遭受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。反右运动后，两个姓张的右派都下放回家生产十多年，直到1978年、1979年才分别评了反复了职。姓曾的右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常受批斗、游团，也回家劳动两、三年才返校任教。当3人都评反复职时，其中两人很识时务，提前退了休，让儿子接了班，唯独我的表姐夫未提前退休，儿子未接班。有人有领导劝我表姐夫说：提前退休，让他的大儿子接班（那时，只有他的大儿子符合接班的条件）。他却说“等几年再说”。哪知晓老师接班的事，连续2年就终止了。人们都在评议他：反右运动看错了风云，今日里人民政府特地补偿右派，照顾他们，又错失了良机，他的大儿子直至今天还在责怪他呢。

历史造就英雄，潮流铸成错误。什么是右派，他们到底属不属于右派，历史对他们公不公平，谁是谁非，自有论断。

2022年2月19日打印